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是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发出中国声音乃至“全球南方”声音的重要多边平台。面对自二战结束以来近八十年间“全球北方”主导构建的系统性结构性不平等全球经济治理架构，虹桥论坛应重点致力于打破“全球北方”话语霸权，全面聚焦“全球南方”关切，为“全球南方”摆脱共同困境、满足紧迫需求、维护切身利益，提供充分讨论的交流平台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是应聚焦加强全球税收正义以调动国内资源。由于经济实力是税收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全球南方”税收收入不可避免低于“全球北方”。然而，“全球南方”税收收入相对于经济产出也较低，“全球北方”平均税收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而“全球南方”仅为其一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全球南方”税基偏低、非正规经济盛行等，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全球南方”由于税收征管能力薄弱导致对跨境经济活动的征税损失。联合国金融诚信、问责和透明度高级别小组指出，当前全球每年跨国公司利润转移造成的损失超过5000亿美元。逃税、避税和滥用税收协定持续造成“全球南方”相对于“全球北方”政府财库的巨大缺口，从而难以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调动充足的国内公共资金。

二是应聚焦推进贸易驱动型减贫以改善不平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有力推动了“全球南方”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增加出口收入，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三，其占世界人口百分比从约40%降至10%左右，国际贸易在促进全球减贫及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全球贸易碎片化趋势给贸易驱动型减贫取得的发展成果构成了重大威胁，尽管全球价值链重塑可能会使一些国家受益，但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将必然遭受更大损失，尤其是这些国家中将大部分收入分配给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低收入家庭，将面临更多贸易碎片化带来的价格上涨负担。

三是应聚焦审视官方发展援助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全球北方”早在1970年联合国大会上就已承诺每年提供相当于其国民总收入0.7%的官方发展援助，而目前仅实现约一半。官方发展援助与国内税收和出口收入不同，其代表着国际财政资源从富国到穷国的净转移，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南北国家间的不平等问题。然而，作为国际财政转移指标，众多国际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普遍抨击当前官方发展援助价值有限且存在“虚假援助”。首先，官方发展援助规模的快速增长主要由于贷款而非赠款的大幅增加，其夸大了官方发展援助的预算规模，掩盖了“全球北方”没有履行国际义务的客观事实，并导致受援国出现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其次，“全球南方”对官方发展援助的使用方式几乎没有控制权，且捆绑问题严重、交易成本过高，甚至破坏了“全球南方”自身能力建设；最后，近年呼吁通过混合融资方式将发展合作与私人投资更紧密联系起来的现象，不可避免导致与教育和健康等基本权利相关的公共产品商品化和金融化，从而损害“全球南方”发展成果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四是应聚焦扩大气候融资以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北方”在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就承诺从2020年起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助“全球南方”应对气候变化，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国家履行承诺。根据联合国估计，减缓、适应、损失和损害三大应对气候变化支柱领域的气候融资缺口均在85%以上。“全球北方”应该且必须从当前预算中筹集更多资金，以履行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承诺并支持财政空间更加脆弱的“全球南方”应对气候变化。

五是应聚焦加强私人资本管制以稳定资本市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北方”主要央行的大幅降息释放了充裕流动性，外国直接投资被寄希望于填补可持续发展融资缺口，以创造就业机会及促进知识和技术转让，从而推动“全球南方”经济发展。然而事实上，由于私人资本的逐利性，最不发达国家几乎完全被外国直接投资所忽视。且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自2015年《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通过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领域的私人直接投资略有增长，但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其大幅下滑，甚至抹去了此前的发展收益。尤其是自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以创纪录速度大幅加息，私人资本出现历史性逆转并从“全球南方”大量撤离，导致“全球南方”普遍面临严峻的流动性枯竭。

六是应聚焦推进多边债务减免以预防债务危机。在2008年后持续十余年的低利率和高流动性时期，“全球南方”大量利用债务融资以促进发展，如今外债存量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位。而在当前“全球北方”主要央行持续加息的环境下， “全球南方”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时所面对的市场利率近乎高利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超过三分之一的“全球南方”国家外币贷款利率已超过10%，且这一趋势还在迅速上升。昂贵的债务负担吞噬了“全球南方”发展和公共产品供给所需的稀缺公共资源，其偿债平均消耗政府收入的38%和支出的30%，从而导致“全球南方”陷入系统性债务危机。

七是应聚焦调动多边融资以增强流动性。根据联合国数据，当前多边发展融资体系涵盖522家开发银行和发展融资机构共约23万亿美元资产，但多边发展融资能力远未充分释放。作为多边筹资的最重要来源，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发展融资机构需要在联合融资、能力建设与知识共享方面加强整个体系的协调运作，以更好服务“全球南方”。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能够快速、有效创造流动性的国际储备货币。然而目前的分配机制导致大部分特别提款权资源流向了最富有、对流动性需求最低的“全球北方”，而最缺乏和亟需流动性的“全球南方”仅获得极其微薄的特别提款权资源，其几乎无助于“全球南方”维护金融安全网。

八是应聚焦维护联合国资金安全以保障核心职能。在当前联合国系统的财政资金来源中，政府和私人自愿捐款尤其是自愿指定用途捐款等非核心资源份额持续上升，加剧了联合国系统财政资源的波动性、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根据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数据，目前联合国系统自愿捐款份额已近70%，且主要来自“全球北方”，美国、德国、瑞典、日本、加拿大五国占自愿指定用途捐款份额近三分之二，其可以完全控制资金应用于指定的领域、区域、国别乃至项目。“点菜式”多边主义使“全球北方”得以操控联合国系统机构的大多数优先事项，从而使多边主义实质上沦为双边或单边主义的变体，而联合国系统机构致力于促进“全球南方”发展的核心、长期、关键职能被严重削弱和肢解。（来源：国际商报 陈 曦）